原世界核能协会及其前身铀协会高管、现英国东崖咨询公司独立核顾问与经济学家史蒂夫•基德（Steve Kidd）几乎成了《国际核工程》的专栏作家，上月15日在《舆论》专栏上发表文章说：[1]

    ˜人们“不喜欢核能，部分基于对辐射的恐惧”，除非公众对辐射有更好的了解，否则核工业的前景终归会受到严格的限制。

    ˜围绕核能的恐惧因素至少会导致成本大幅度上升，以至于限制它的经济生命力，在“极端情况下，可能被彻底禁用。

    ˜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事故的经验本应鼓励核工业坚定立场，但有关当局做的每件事起着‘破坏公信力’的作用。

    ˜与普通公众和应该保护公众的政治家与决策者沟通，在辐射及其健康影响实情两个方面彻底失败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与其说任何的核能复苏，事实上现在更可能稳步下降到“无关弘旨”的地步…

    对此我有同感。在中国，尤其与高层“沟通”，至少在某些方面存在极大“误解”：[2]

    ˜福岛事故不是知识经验不足的问题，也不是安全标准高低的问题，而是执行力问题。

    ˜只有经济的、可靠的、成熟的技术，才是先进的技术。

    ˜安全是个综合体系，仅靠一个参数，就说谁比谁高多少倍是不科学的。各种新概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变成可用的工业产品，这方面的投入要有足够的时间和强度。

    以下是史蒂夫•基德文章的“意译”。有疑虑处，最可靠的办法是查对原文。 

    不喜欢核能，部分基于对辐射的恐惧。除最极端情况，商用核工业需要更强有力地声称，恐惧辐射只不过是恐惧“恐惧”本身。

    我在《国际核工程》2014年11月的文章[3]中说，除非公众对辐射有更好的了解，否则核工业的前景终归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围绕核能的恐惧因素至少会导致成本大幅度上升，以至于限制它的经济生命力；在另一种情况下（德国是好榜样），可能被彻底禁止使用。即使在学术报告支持下愈来愈多有影响力人倡导合乐彩票登录利用核能，以缓解全球暖化或提高能源供应安全，但如果广大公众恐惧，也不大可能变为现实。辐射照射的“可怕风险”依然存在，即使核设施的微小事件也提供“确证性偏见”：“核能确实是相当危险活动”。

    核工业对这种相当明显的问题，习惯呼吁理性并指出事实。任何源自核设施的人为辐射，本质上和天然本底辐射没有不同，而本底辐射是大量的。世界上许多地区天然本底甚至高于核能职业工作人员的最大年允许值，但在当地居民中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有害效应”。发达国家的个人实际上接受了许多常规核医疗照射（如X线断层扫描和胸透），并没有引起公众同样程度的担心。严重的核事故增加了放射性风险，但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两地的普通民众接受的剂量水平低到不可能使癌症或其他医疗问题增多。的确，更大的健康效应多半是间接的，来自大量居民从他们家中“撤离”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健康科学不支持这种“撤离”，因为“原地不动”受照增加的生物效应确实很小。最后，核能相对其他发电方式的研究表明，核对人类生命的影响相当小：它和可再生能源一样有很好的“安全”纪录，反而是燃煤发电厂的情况特别严重。

    从根本上讲，核工业的办法是“反驳”所谓的辐射受照“线性无阈”（LNT）理论。就上限而言，毫无疑问，辐射受照量极高（如1945年日本原子弹受害者和切尔诺贝利事故处理的某些工作人员接受的照射）会引发急性辐射症候群和死亡。从这种极高的辐射受照量直线或线性“外推”到零，对其间的任何剂量，都能得出“死亡概率”。相信任何辐射都有生物效应，换言之，没有阈值就不会有健康效应。因此，相信任何本底以上的辐射受照有潜在危险，因而就必须加以限制。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对核辐射的国际（UNSCEAR，即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和ICRP，即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正式忠告建议，只有最低可达的剂量才认为是安全的（合理可达尽量低：ALARA）。

    直到最近，低水平受照对人类健康的风险仍然是纯理论的，而且不能验证，但核工业大部分人赞成遵守这些原则。限制运行核设施的辐射受照量并使重大事故的可能性最小化，两方面所做的努力非常昂贵，而收效甚微。无奈之下，得到杰出科学家如牛津大学退休教授艾莉森（Wade Allison）的支持，核工业最近开始挑战LNT和ALARA。实验性证据暗示，低水平辐射情况下LNT假设“无效”，“附加的受照”在规定值之内，应可以接受。某些科学家走得更远，认为低水平辐射实际上有益于健康，称之为“毒物兴奋效应”。这也许走得太远了。核工业只需说服人们，与核能相关的低水平辐射是可以接受的，不值得花费巨资进一步降低极小的辐射量。人们关注公众健康水平，致力于完全理解的普通危害如减少吸烟人数或改善道路安全，能获得更大的收益。

    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事故的经验应该鼓励核工业坚定立场。在两者情况下，有关当局疏散受污染地区居民的辐射受照效应远低于严重精神压力、老年人死亡、酗酒和家庭破裂导致的任何危险的水平。在福岛，据说死亡人数上千，但均与辐射无关，都是政府“过度”响应的结果。有关当局做的每件事都起了“破坏公信力”的作用。

    退一步说，显然需要接受两次灾难的经验教训。与其要求“怎样保护人们免受辐照”，观察者如（英）帝国理工学院的格里姆斯顿（Malcolm Grimston）教授提出了不同的问题：“怎样保护人们免受已制定辐射防护制度的影响？”

    对于普通公众和应该保护公众的政治家与决策者而言，在辐射及其健康影响实情的沟通两个方面彻底失败了。辐射防护界的专业人员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不过，很容易理解怎样“走”到目前这步“田地”的。对UNSCEAR和ICRP及其委员会做出贡献的人，都出于保护公众的“好心”，而且有自己个人专业的“自我保护”。他们大多不同情商用核工业，少数人怀有“敌意”（确信对社会施加了额外的风险）。相对社会内部其他风险，人们对辐射防护尤为“装备”不足，所以可能做了“相称”的决断。国际原子能委员会（IAEA）的主张大致相同。它的辐射安全标准委员会（RASSC）编写与辐射防护相关的国际标准，后来包含在国家法律体系中。不能假定参与者对商用核工业内心很感兴趣，IAEA也确实整体上经常在各方面的行动中损害核工业。不能指望国际政客支持一种商业，核工业的公司及其代表协会必须自己动手。例如，值得注意的是，IAEA总干事天野之弥在最近的大会发言中讲到核技术的许多的机遇和挑战，但没有说需要对辐射做清晰的沟通。福岛的现状仍然处在巨大困境中，对民用核能的未来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当地居民“实在”不知道相信谁好—有关当局试图解释事故可能的健康效应，什么安全或不安全，但非常不成功。

    乘客登上商业飞机时，他们不可能问飞行员搭乘这个航班是否安全。虽然少数人对飞行可能有点恐惧，大多数乘客承认发生“空难”的可能性非常小。人人担保尽可能使风险最小化，肯定要ALARA。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核能部门的立场。虽然已从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事故吸取了重要的经验教训，但就辐射的“沟通”而论，还没有做什么改进。如果明天发生另一事故导致场外放射性释放，同样程度的混乱很可能“重复发生”。会有歇斯底里，也会因在发生事故的核电厂附近“家中隐蔽”安全（或其反面）使用的测量单位引起对每件事情的误解。集体剂量假设将再次被推出，“根据”数百万居民中非常小的癌症风险增量，“断言”数以千计的额外死亡。没有什么出现根本性变化：核工业还没有真正认识它所面临任务的性质和规模。

    但也不必太悲观。有些形式的辐射已经被理智地“对待”了。紫外线（UV）辐射存在于阳光之内，它的危害普通公众非常清楚。引起的活组织损伤（全称为“晒伤皮肤”）通常一到两天就好，皮层脱落细胞彻底死亡。紫外线辐射也能在多年之后引起皮肤癌。人们逐渐意识到，如果不加以治疗，经常会致命。公众教育集中在用衣服或高级防晒霜覆盖暴露的皮肤。

    虽然暴露在阳光下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愿的，但受核设施辐射照射是“不”自愿的；除远离辐射源之外，核能工作人员缓解这种风险的手段相当有限。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类似的持续受照的情况，如果不是个别情况的话，暗示或许有另外的“机制”使人类免遭伤害。人类似乎已有抗紫外线照射的适应性：阳光最强的热带国家土著居民黑皮肤提供了某种保护。生活在天然本底辐射比平均高许多倍地区的居民接受的照射（经过许多代），超过为核能工作人员设定的限值，或许出现了类似的适应性。他们之中没有更高的癌症发病率，或许是适应高辐射环境的证据。

    核工业没有“拿出”足够的资源面对辐射“沟通”方面的挑战。有人也许认为，福岛事故会促使比以往做出更大的响应，这个行业的公司及其代表性协会如世界核能协会（WNA）和国家机构会比以往做合乐彩票登录的工作。仅仅依赖网站和新闻媒体服务“沟通”核辐射知识是很不充分的，参加官僚政治的IAEA和ICRP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措施（预防“施加”更荒谬条列和标准）。必须要有更进取的方法。应当根据的原则是教育和沟通成本较低，而且比寻找“技术诀窍”更有效。核工业耗费几十年时间，而对于后者花费几十亿美元，但仍处境尴尬。就应对气候变化而言，与其说任何的核复苏，事实上现在更可能稳步下降到“无关弘旨”的地步。

    一个想法是在核医学领域寻找盟友。对放射治疗受照可能的危险表示担忧在与日俱增，而这种担忧渐渐威胁到的商业利益重大。或许有某些反对派与核能部门联合，但应肯定两个行业的利益是类似的。公众应该能理解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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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资料和注释：

    1.  Steve Kidd, Radiation–how can the industry begin to deal with its biggest challenge? NEI, 15 December 2014

    2.  宋阳,“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符合国家利益――访国家核电重大专项委员会委员、中广核集团原安全总监濮继龙,中国经济导报, 2012-03-20

    3.  Steve Kidd, Public acceptance – is there any progress? NEI, 3 November 2014